国际煤价大降232.89元!晋陕蒙坑口煤价全线下掉!电厂采购价应声大降!

对于吸纳人民币提高SDR的代表性和吸引力，大家也是公认的。

因此，在金融自由化取向的改革过程中，更应该关注金融的风险。首先，金融是有风险的，金融的风险不仅在于金融企业的风险，更在于它会导致整个经济的不稳定。

笔者认为，作为指责，它没有骂到点子上。可问题是，这个基础恰恰是不牢固的。所谓金融企业的双重地位，是指金融企业既是微观经营的主体，和所有企业一样追求效率和盈利的最大化，同时，它又是货币的创造主体，在货币创造和货币供给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旦把股市调整到慢牛，就可以充分享用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通过资本的力量助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这种倾向主要是从当前的经营出发考虑的，金融企业会不会考虑长期的形势与变化？比较少。

为了揭示金融企业和金融风险的关系，我这里提出一个金融企业双重悖论－双重地位－双重作用的简单逻辑框架。就可以降低全社会的杠杆率，实现增量方式的降杠杆美国学者通过均衡汇率模型测算认为，人民币汇率有25-40%的低估。

与1994年汇率并轨改革同时启动的分税制改革，促成了中国特有的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体制。就外部因素而言，美元的持续贬值导致盯住美元的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相对贬值。这对中国而言似乎是自废武功的做法，在掌握更高级武功需要时间的情况下，汇率升值过猛就有可能造成经济硬着落和通货收缩。第三个阶段即为2005年7月21日至今。

如前所述，贸易顺差是加工产业的常态，如果教条主义地以贸易平衡作为汇率适度标准，这种均衡汇率相对真实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言一定是高估的，因为它只有通过扩大一般贸易逆差或迫使加工产业转移才能实现贸易平衡。但是，我们（2014）测算的人民币实际美元汇率与经收入调整的购买力平价（PPP）相比只是在2000-2006年出现轻微低估，并在2007年开始出现高估。

第二个阶段是1994年1月1日的汇率改革至2005年7月重启汇率改革之前。第二，政府应采取相应政策鼓励本土企业和金融机构加大对外投资和全球化经营的力度，为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提供推动力和有效服务。与大部分国家选定中心汇率并允许名义汇率围绕其波动的管理浮动制度不同，中国采取频繁、小幅、不定时的人民币名义汇率调整，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其高无比、极不合理的1.4480渐进过渡到1990年末的5.7221元。官方称其为以市场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金融全球化已来，大国汇率的变动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本流动已成全球市场变动的风向标。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积极争取加入WTO，为制成品出口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其实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标配说已经过时。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加工出口产业，其出口占比2008年为48%。

人民币随美元升值对中国出口产生了不利影响。但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汇率制度与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选择显得纠结而艰难。

因此需要加快引入提供专业投资服务的人才和机构，提高资本市场配置效率。标配说认为，汇率变动可以吸收外部冲击，因此资本账户开放需要实现汇率的市场化。

1999-2003年，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甚至下降到接近50%的水平，经济陷入通货收缩。这一阶段的改革方向是汇率市场化。第三，有限定向地开放在岸资本市场。二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标配似乎是资本账户开放，而后者要求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同时放缓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对没有实际经济活动支撑的跨境短期资本流动实施严格管控。从全球外汇市场交易的实际构成来看，已达800万亿-1000万亿美元的外汇年交易额中，具有真实经济背景的交易只有30万亿左右，出于套利、套汇和投机需求的交易已占97%。

这一政策显然是成功的，体现出很高的智慧和管理艺术。政府从国家金融安全出发，采取了严格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以避免因汇率波动引发热钱的流动和投机冲击。

人们讨论中国股票市场非理性特征时大都指出中国个人投资者的比重过高。实际上资本不存在聪明与呆傻之分，但投资人存在专业与非专业。

作为全球经济大国，中国的汇率制度安排既要顺应本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又要体现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改革方向。某种意义上讲，政府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调节资源使用费的做法具有名义汇率升值同样的纠偏作用。

Hélène Rey（2013）揭示了美联储主导的全球金融周期，提出要么外汇管制、要么丧失货币主权的二元悖论，提示发展中国家引入浮动汇率制度似乎与事无补，资本账户开放要慎之又慎。不断扩大外部市场成为这一增长模式得以持续运行的前提条件。美国学者关于人民币汇率低估的测算本身存在夸大的因素。不幸的是事与愿违，国际汇率波动与短期资本流动相互加强的不稳定态势引起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后者不得不通过大规模积攒美元外汇储备予以应对。

让在岸资本市场的开放成为推进双边货币合作与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的激励机制。但是在美国每出售一台iPod, 中国就会产生对美150美元的顺差。

这一案例说明，加工产业的增加值（或GDP）理论上具有100%转化为对外贸易顺差的可能性。麦金农提出的东亚美元区曾经是日元国际不成功的外部原因之一。

政府应该更大胆地开放与直接融资相联系的金融服务市场。外部推动力量是关于中国操纵汇率的批评。

第一，政府应加大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引入机构投资者的财富管理服务。本土资本市场渐进有序开放也是维护美元体系稳定的需要。其中政府在中心汇率的决定和调节上发挥主导作用，市场力量在一定区间内决定围绕中心的日常汇率波动。至2015年4月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已累计升值35%，国际清算银行编制的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分别累计升值了42%和56%。

并积极推进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后一轮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加强的全球化背景下，这对欧美进口国而言也是不利的，增加其进口成本而不是增加其就业岗位。

当美元进入十年贬值期时，人民币采取盯住美元的适应性政策，促成了出口拉动型经济的快速增长。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泰国汇率从25泰铢兑一美元贬到52泰铢，印尼更是从2000印尼盾兑一美元贬到16000盾。

我们知道，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成员国超过1%的汇率变动需要得到IMF的批准，超过上下5%的汇率波动是不合法的。因此，笔者不认为市场化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目标。